AIGC：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张文倩 图片编辑：刘玉萍
大暑至，腐草为萤。古人将此作为大暑一候，是以为朽坏野草化生出萤火虫的一种诗意想象。但在如今长三角的真实生境中，这点点夏夜微光有了现实意义的指向：上海青浦岑卜村水源地旁，成群的黄脉翅萤和付氏萤火会在夏夜的草丛间穿梭闪烁。今年夏天，青浦岑卜村观测到的两种萤火虫黄脉翅萤和付氏萤，数量更是历年之最。
作为极度敏感的环境指示物种，萤火虫种群密度的悄然回升，印证着这座城市水土共治的成效。
萤火虫在夜间发出的荧光 殷海生 摄
上海夏夜微光出现更早
萤火虫在地球上已闪烁上亿年——萤火虫所属的萤科（Lampyridae），其最早的化石记录出现在白垩纪中期（约1亿年前）。从“水殿清风玉户开，飞光千点去还来”到“月黑见渔灯，孤光一点萤”，古诗词从不吝惜对它们的咏叹。
“腐草为萤”的说法流传已久，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馆长殷海生认为，它虽属古人的朴素观察，却暗含科学道理。萤火虫常将卵产在水边草根处，次年羽化为成虫；而腐草堆湿度大、落叶层厚，恰是萤火虫幼虫栖居的理想环境。
但若以上海的物候为参照，大暑“腐草为萤”和现实其实并不全然吻合。上海地区最常见的黄脉翅萤，其爆发高峰通常在6月中下旬，而今年大暑落在7月23日，两者相差近一个月。殷海生解释说，二十四节气源起于黄河流域，其物候记述皆以中原地区为基准；长三角地处偏南，气温更高、雨水更丰，萤火虫的活动又深受温度与湿度影响，物候自然随之提前。“并非古人记错了，而是地域有别使然。”
萤火虫是“挑剔的房客”。殷海生在野外考察中发现，萤火虫多聚集于水质清冽、环境幽静、光线晦暗且腐殖质丰富的区域，如竹林或林下落叶层中。简而言之，它们需要洁净的水源、无农药的土壤、不被打扰的暗夜。
付氏萤最早于1960年代（标本涵盖1960-1963年）记录于上海金山和南汇地区，推测该物种可能曾经广泛分布于上海各水域。上图为收藏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的上海产付氏萤标本
环境治理已有直观成效
然而，过去，城市扩张与粗放的管理曾一度让萤火虫们无处安身。一方面，路灯、广告牌和彻夜通明的写字楼，一步步蚕食着它们的栖息空间。另一方面，上海多数公园、绿地的管理标准曾是“干净、整洁、无枯草”。落叶层和保水植被的缺失，同样使它们的生存空间愈发逼仄。
既然如此，萤火虫为何仍然执着于发光？萤火虫发光有多重目的，但最核心的是繁衍生息。除了释放信息素，光信号是它们彼此联络的重要渠道。雄性发出特定频率的光，雌性识别后予以回应，双方才能相遇、交尾、完成繁衍。随着城区不断向外扩展，光污染日益严重，萤火虫难以分辨哪束光是同类的求偶信号，哪束只是人造光源。交流一旦中断，相遇便愈发稀少，产卵与孵化自然难以为继。“人类想要的环境、其他物种适应的环境，跟萤火虫需要的环境，其实并不完全一致。所以要想保护好萤火虫，不能拍脑袋决定，背后得做大量细致、严谨的考量。”殷海生说。
付氏萤，宋晓彬2021年摄于青浦
闪光灯下拍摄的萤火虫，腹面白色部位正是萤光带 殷海生 摄
幸好，近年来，长三角各地在生态治理中开始用细致的考量代替“拍脑袋”，湿地保护与水源地治理的成效。这也直接体现在了萤火虫的“家底”中。一份来自“大城小虫工作室”的最新调查显示：目前，上海可确认的萤火虫共计2科6种。得益于环境改善，这群低调的“原住民”已在部分区域稳住阵脚。
在上海动物园西北角，上世纪70年代种下的人工林因极少人为干扰，倒木长满青苔，每逢梅雨过后便有黄脉翅萤飞舞。青浦金泽镇岑卜村是另一个重要的萤火虫栖息地，也是上海唯一能同时观测到黄脉翅萤与付氏萤这两种萤火虫的地方。2025年，在青浦的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保护地，专家发现了500至800只以上的付氏萤，数量创下多年来的新高。水源地水质的持续向好，成了付氏萤种群回升的直接推手。
黄脉翅萤现为上海最常见的萤火虫，周德尧2021年摄于嘉定
把暗夜与落叶还给自然
近年来，随着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增强，越来越多组织和个人开始关注萤火虫。自2019年起，大城小虫工作室持续开展上海本土萤火虫多样性调查与保护，6种萤火虫的确认为后续保护提供了基础数据。
在浦江郊野公园，通过连续六年的栖息地环境修复，包括保留枯枝落叶、停用除草剂、减少人为清扫等，黄脉翅萤的数量从2019年6月仅有几只，回升至2025年5月的近百只。
岑卜村则组建了萤火虫志愿者保护服务队，新老村民排班巡护，每晚在路口劝阻车辆、劝导游客勿开白光手电；每晚8点，村内主干道路灯统一关闭，商户配合熄掉外墙亮化，只留民宿室内暖光。今年3月，全国首个AI萤火虫保护监测计划——“单单捐”项目联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、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发布。通过在岑卜村布设AI智能感知设备，高清摄像头捕捉发光轨迹，算法实时分析种群数量、活动规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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